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教育公平的问题，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重庆视察时说：“体现社会公平最主要的就是教育的公平。”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一论断更是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但是应该看到教育公平不仅仅是指教育硬件的有限公平，更关系到教育的全过程和教育的终端输出，教育公平包含在一切教育行为之中。应该承认在硬件建设逐步缩小差距的背后，广大乡村教师师资教育理念、教育评估，特别是教育投入机制，人才配置机制，人才管理体制，弱势群体帮扶机制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还深深影响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目标，影响着教育公平的实现。
教育人才配置机制不合理，农村优秀教师流失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越是好学校，越是待遇好，机会多，这样的马太效应，这样的人才配置机制，必然导致越是优秀的教师，农村越是留不住，据统计苏北某市5年来累计流失1000多名教师，其下辖的一个县，3年内先后流走了500多名教师。某中学共有在校生1500多名，而教师仅50多名，缺20多名。某小学以前中青年教师占60％，走掉16名后，45岁以下的教师只占40％。2005年随着国标省标工资的到位，教师跨区域流失现象确有好转，但是在区域内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潮流却有增无减，优秀师资越来越集中在城市，乡村师资力量有进一步削弱的趋势。乡村优秀教师短缺的同时，由于生源的减少，又存在着教师结构性过剩和教师结构不合理，一些学校的物理、化学、音乐、英语教师不得不“半路出家”。某些省市高考方案不尽合理，造成文理倒挂，文科教师需求剧增，理科教师过剩，又造成了新的师资结构调整难题。
教育投入机制不合理，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由于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投入使用效力低下，导致教育收费居高不下。高昂的择校费，幼儿园、高中和大学阶段的高收费让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村子女从起跑线输起，一直延伸到教育的终点。而一所优质幼儿园一年花费少说也要5、6千，许多农民是没有能力供孩子就读的。一批地下、无资质幼儿园应运而生，争取生源的手段就是纷纷压低价格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收回成本的方式就是拼命减少投入和支出，使得幼儿园沦为圈养和看小孩的场所，完全失去了早期教育的意义，而强行取缔地下幼儿园的结果又使一批低收入家庭及民工子弟儿童失去了上幼儿园的机会。统计资料也表明我国大学学费在近20年的时间里疯狂上涨了25倍，大学生每年实际支付超万元，相当于日本大学生的3倍，相当于印度大学生的20倍。在高等教育扩招后，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国家管理干部子女进入部属重点高校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在公立普通高校，差距是7倍，公立高职，差距是5倍。高收入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低收入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收入阶层的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弱势群体教育帮扶机制尚不健全，农民工子弟城市就学难。许多省份都规定农民工子女到城市入学，享受城市学生入学同等待遇，但是在广州、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纷纷出台限制性条款，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具备独生子女证。在江苏南京则要求五证齐全，即暂住证、务工证、独生子女证和户口本及学籍证等，南京一所民办民工子弟学校提供的数据显示全校200多名小学毕业生中，能够合格地升到初中的只有26名，其余高达90％的民工子弟因为不能提供完全5证，不能享受城市公办教育资源，必须回到原籍，或者付出高额的择校成本，或者面临失学。在民办民工子弟学校，由于缺乏政策帮扶，学校运营困难，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难以保证。而那些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民工子女的学习隐性歧视现象更容易被忽视，这就难怪许多民工子弟在公办学校上了一阵子后，还是主动选择民工子女学校就读，为的就是规避这种潜在的不公平。目前教材的文化导向上也以城市生活为范本，“斑马线”文化价值取向剥夺了农村孩子对农村生活文化的认同，加剧了他们的文化自卑感和边缘意识，是对农村儿童受教育过程中的隐形掠夺，对他们健康的人格成长是很不利的。
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基层教育纠偏难。许多地方教育局领导是乡镇干部出身，不懂教育，以抓经济GDP的方式抓教育，什么都不看，就看高考升学数据。一些地区教研室成了官太太、关系户的养老之地，堂堂教研员不会评课，不能上课，却照样出试卷，引导一个地区的教育方向，成为社会的笑柄。在行政干预下，学校难以按自己的理念组织教学。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所属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无论水平高低，谁都可以对学校领导发号施令，对教师工作评头评足。如果说学生的负担过重，教师的负担则更重，他们不仅要育人，还要面对数不清的检查、考评，为解决经费投入不足不得不搞的一些创收又使学校、教师“斯文扫地”；而某些省份高考方案频频变更，更使学校工作无所适从，导致这些学校和教师难以创新，只能唯上、加班加点、偏离素质教育轨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才有识的优秀教师难以脱颖而出，工作非常辛苦，所获无几，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一等教师校领导，吃喝玩乐到处跑。二等教师管后勤，唱歌跳舞样样行。三等教师体音美，上班还能喝茶水。四等教师史地生，周末还能去踏青。五等教师语数外，比比看谁死得快。六等教师班主任，累死讲台少人问。”虽不无滑稽，却也反映出学校的部分实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对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他说：“中国的教育雨，不落在劳苦人的田园里。中国的教育雨，专落在大都会的游泳池里给少爷小姐玩。”时代前进了80年，经济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国家整体实力大增，国际地位提升，我们已经完全有理由，有责任，有实力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体现教育的公平与公正。为此建议：
1、加快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缓解教育收费过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顽症。应该适当提高教育投入比例，以及教育投入年增长率，提高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要不断推进预算管理方式的创新，建立效益性、公正性、透明性的拨款机制，开辟多渠道融资方式，采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注入，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有效缓解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要考虑国民承受成本问题，应该通过调研，根据各省实际，测算出目前国民能够承受的合理成本，降低个人和家庭分担的比例。要适当控制学校规模，不能贪大求全，好大喜功，导致欠债经营，不得不用乱收费来填补漏洞和巨额亏损。要改革学校评估标准，不能过多关注硬件建设标准，从而节约教育成本。
2、深化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提高教育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建立健全教育主管领导的遴选和培训机制，包括教育主管领导的资格准入、选拔、聘任、培训、考核、职务晋升、职级待遇、奖励等内容，提高教育管理人才选拔的透明度，加强对教育管理的科学评估研究和民主测评方式的运用。加快教育的评估体制改革步伐，引入教育重大决策的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要对政策进行可行性论证和不可行性论证，要对决策进行审计、评估、问责和激励，从而强化对决策过程的监督效果。营造一种人尽其才，英才辈出的人才环境，坚决杜绝外行引导内行，基层主要领导干预太多，以搞经济的方式搞教育现象的盛行。
3、加快弱势群体教育帮扶制度化步伐，建立健全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可以借鉴巴西等国的做法，由政府向贫困儿童的母亲发放一定数额的现金补助，条件是她们得让孩子在学校保持就学，不得辍学。这既能激励父母送孩子就学，也是对家庭的一种补偿。应制定多层次的教育成本分担标准，通过相应的政策，如国家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减免学费等，扶持各级各类弱势群体学生，保障他们不因贫困而失学，学校应建立每年从学费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扶助贫困学生的制度；建立以国家和学校投入为主渠道的“贷、奖、助、补、减”资助体系，简化助学贷款的程序，成立风险基金，建立诚信档案，提高还贷款率；通过建立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共同资助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弱势群体的资助力度；拓宽勤工助学渠道，健全勤工助学制度。此外应实施教育券，让每一个流动儿童也能够享受到义务教育全免费的阳光，切实解决民工子弟城市上学难困境。
4、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培训激励机制，提高农村师资水平。可借鉴日本的教师“定期流动制”，对教师的流动对象、流动频率、实施程序、政策支持、条件保障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的做法,也可借鉴法国对处境不利社区的学校给予扶持“优先教育区”政策，在师资配置给予特别支持,要求为其配置高质量的、合适的教师队伍，同时提高师资待遇。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教师流动机制,加大师资流通幅度，不能停留在个别人的、少时间的、形式层面上的，而要探索长效机制的确立，促进教师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要组织优秀教师，面向农村建立名师工作室，帮助农村骨干教师队伍的建立。可通过待遇倾斜，优先评定职称，住房、子女升学等问题给予适当照顾等方式，积极引导鼓励农村骨干教师、优秀师范毕业生留在农村的中小学。要抓住农村生源处于低谷的契机，首先在农村教师中实行教师带薪脱产研修制度，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激励其为农村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利用现代化远程教育技术,实现区域内优质教育的资源共享。 |
